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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大内需,推动体制和结构变化的三个难点
更新时间:2009-03-23    |     来源:搪摘
        能否动员我们的体制有更大的变化,动员我们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有更大的变化,有没有足够的注意力,有没有足够的实质的政策投入?北京大学周其仁的看法是,中国作为转型的经济,在这个领域还是有巨大的潜力。他举出了三个原因。
        第一,中国从一个庞大的、高度的依赖外向的经济转到内外比较平衡,特别是更好的为内需服务,这里面就面临很多体制的障碍。我访问过一些做外销的公司,他们的概念,外销的生意非常好做,只要给国际上发货,交易的费用是比较低的。但是同样的企业经理,同样企业家的能力,或者生产能力,转为内销,虽然从30年前比有很大的进步,但是还是很麻烦,很多做惯了外销生意的公司,甚至不再想做内销生意。我们在契约、市场环境、各地政府的服务方面,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。这一点是在保增长当中非常重要的。另外国际形势、国际市场,到底什么时候回来,我们难以控制。作为这么一个大国,这么多的外向依存度,早就指出不是太安全,因为经济增长的目标最终还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利,这个领域我们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,无论从税收制度,到政府的服务制度。
        第二,中国庞大的就业面临外销下降,这成为很大的一件事情。我想就业除了往经济系统里投放更多的资源以外,也包括体制方面的改变,才能够增加就业的容量,尤其是要扩大创业的程度。这一点是中国30年经验证明的。如果当年没有乡镇企业的开口,不会有一亿农村劳动力找到新的就业机会,如果没有在外汇、外贸这些领域大刀阔斧地改革,我们不可能容纳上亿的劳动力做外向的销售。现在要转向更平衡的发展,所以在国内的就业、创业制度方面,还要进行深入的、实质的改革。
        比如,今天在座任何人,要注册一个咨询公司,在中国很容易,组织一般的经济公司,也很容易。但是,你要办一家医院,要注册一个大学,要办一家金融机构,要注册一个电讯公司,就不那么容易。甚至香港中环用比较简陋的方式在卖报纸的就业机会,在我们今天很多大都市也不那么容易。这些问题虽然不可以拿数量来描述,也不可以拿一次性投入多少钱来激动人心,但是它是实实在在带来经济增长的。
        第三,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成为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支柱。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异议。但是中国今天的城市化,它的基础部分还有一个薄弱环节。就是土地的流动。这方面面临高度危险。因为当各方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平衡的时候,土地这个转让权的高度自由会有可能带来财产的侵犯。但是如果不让土地资源有更高的流动,我们的城市化、数亿农民就找不到地方转到更高生产力的部门去。这一类的两难问题,我认为都是中国保增长当中应该注意解决的。
        概括起来,周其仁认为,支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,投入相应的资源,这一点对中国来说不是问题。中国的保增长难点是在后一个侧面,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体制、技术、结构更大的变化,使我们投入到经济资源当中的动员起来的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,来支持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。